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辯解者

如果你當時問我關於父親的事──那些他住在門口、收容所和銀行提款機小房間的日子，我會說，他死了，或說，失蹤了，或是，我不知道他人在哪。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，全都算實話。我會說，我不認識他，我出生沒多久我媽就離開他，也可能是在臨盆前。不過這說法撐不了太久便動搖了。

早在他成為遊民前我便聽過耳語，察覺他越繞越近，我們彼此環繞周旋，像兩顆沒有下錨漂流的行星。我知道他開計程車，這點我媽可能提過，雖然她幾乎不說他的事，除了他不在我們身邊更好以外。我甚至知道他開哪種車，城市車隊，黑白雙色。二十出頭，我從大學休學並搬往波士頓後，我會不由自主地察看每台經過的計程車，我不確定這代表什麼，或者我會怎麼做，萬一車裡的人確實是我父親的話。我知道他原本住在燈塔山一間出租公寓，幾年後他被掃地出門，之後搬進計程車，連續開上二十四小時，直到他狂飲伏特加喝到茫，撞到某人或某物，或被警察取締駕照。他被趕出去的前一天，是我成年以來頭一回和他面對面，記憶中是這輩子第二次：他打給我，叫我開我的貨卡車去他公寓。這是我第一次在電話裡聽見他的聲音。兩個月後他在我工作的遊民收容所出現要我給他一張床。

松樹街會館曾經是（現在也仍然是）波士頓最大的收容所。最進步的。我爸來的時候我已經在那工作了三年，剛開始是諮商師，之後當社工。最初接觸我爸時他不算無家可歸，確實算邊緣化，但並非無處容身。我記得他來的那天，夜裡仍稍帶寒意，他高舉雙手走進來，因為每個「訪客」都得被搜身，禁止攜帶瓶罐和武器。這是頭條規則。

現在問我他的事我會說，有房子住。十二年。領津貼。符合第八條款 。身心障礙者。我要感謝你繳稅幫他付房租，除非你也符合第八條款，或是你讀到這本書時他又被趕出去。現在問我，我會說他是根幹他媽砍剩的老樹幹，得用炸藥才能擺脫這混帳東西。

在他失去房子前，如果我願意，我隨時都能見到他。他從不難找。沒有人真的那麼難找。即使是他被禁止進入收容所的那幾個月，我也知道三四處他在外頭休憩的地方，每處都深深烙印在我腦中的城市地圖。現在我看看日曆，便能約略標出他的所在地。我見過他公寓內部，了解他的日常作息。月初他領到支票後，（但願他會）用支票付清房租，然後買一或三加侖伏特加。要是接近月初他會在屋內喝酒，此時很容易找到他。要是接近月底他就得出外碰運氣，到熱食發放處 解決三餐，那就較難掌握他的行蹤，至少中午時分如此。他沒電話，要是我想見他必須到他公寓樓下按門鈴，門鈴上用膠帶貼著我的姓。大約一分鐘後他才會開門讓我上樓，他的手指在按鈕上結結巴巴。要不然他的公寓便空無一人，沒人開門讓我進去，那我就會漫步聯邦大道沿途找他，或在當地的Dunkin’ Donuts坐等他出現。

要是我能將這些年淬煉成電視遊戲節目，我要叫它辯解者。本日節目：「遺棄街頭乎伊死的父親們」。我會穿著不合身的西裝，坐在三四個參賽者之中，在槁木死灰的燈光下看起來一臉悔不當初，或目空一切，或諱莫高深。時機一到，等我敘述完精簡版的故事後，主持人便介紹我父親出場，攝影機一邊移動拍攝場內觀眾的反應，我們一邊在全國觀眾前上演大團圓之類的戲碼。進廣告前我的臉下方會打上一行字幕──他希望他爸翹辮子。

精簡版的故事：

我在1984至1990年間在遊民收容所工作。1987年我父親成為街友，接下來五年都是如此。

要是下了雪我便會開暖氣，我住的閣樓在風化區，是一棟大樓的一整層，底下是廢棄的脫衣舞廳，從窗外望出去便是波士頓所謂的「成人娛樂區」。

「裸眼」的招牌，女人霓虹的雙腿在一隻閃爍的大眼睛上開開闔闔。玻璃鞋。花花世界。

車子微微打滑，足跡簇簇而至。微光在雪白的街道上跳躍。我清楚那蘊含的風險。

許多（大部分）無家可歸的遊民死去，或遲或早，就這麼死了，以最難想像，又最常見的方式。羅伯特庫努曼在南區靠牆直挺地坐著，看來像在等公車，硬生生被凍僵。佛格斯伍茲睡在他姊妹家車庫的紙箱中，試著用一罐斯特諾酒精膏取暖，點燃了酒精，也燒死了自己。

夏日，我會聽聞在車站附近鐵軌發現臉朝下趴著的人，並懷疑那具屍體是不是我父親。反射作用。白人男性，五十幾，六十多，任何人都有可能。